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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次改革必然会失败,清末官制改革与

2019-10-05 21:27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了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双重困境,清朝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但是事与愿违,清末新政并没有达到挽救清王朝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那么,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改革是统治者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基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1901

1911年,清政府也煞费苦心地企图借助改革达到这一通常目的。然而,事与愿违,清末所进行的为期十年的改革并没有使清王朝长治久安,反而将之送入坟墓。本文试图从官制改革的角度出发来探究清王朝灭亡的原因,以求教于同行。

1 科举选官制度的废除,使许多举贡生监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中,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加重了晚清统治败亡的砝码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大约1300多年的选官制度。到了清末,科举制度在运行中的弊端日益严重,已经达到非停废不可的地步。1905 年,清政府不得不宣布:“著即自丙午科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1 ]毫无疑问,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件大好事,“不佞尝谓此事乃各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2 ]然而,其寿终正寝对于长期以来靠科举入仕为生的数十万举贡生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科举制度的取消切断了传统教育与做官之间的链接,使他们顿时失去了人生的既定目标,而骤然陷入生存危机和对未来的极度恐慌之中。骚动和不安随之而来。

科举选官制度虽然停废了,但沉淀在人们脑海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经历了希望破灭的阵痛后,人们为生存发展计,不得不在狭小的社会空间中重新寻找新的突破口。出国留学、投考新式学堂或干脆弃文从武,成为当时读书人新的、最主要的三种谋生和入仕方式。但是,这三种方式都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晚清统治败亡的砝码。

首先、科举选官制度废除后,学堂选官制度暂时取而代之,成为选官正途。清政府相应地颁布了奖励游学和各学堂奖励章程等措施。这样,归国留学生和高等学堂毕业生若获得学部奖励,就又可以跻身仕途。这无疑又燃起人们新的希望,暂时平息了人们心里的怨气。因此,一时间,出国留学和投靠新式学堂成为热门。以法政学堂为例,它由于被看作官僚养成所而更加成为人们追逐的重点。面对这股强劲势头,清政府不得不一再放宽对入学资格、办学条件的规定。私立法政学堂和法政速成班迅速崛起,学生人数猛增。由于“毕业人数逐渐增加,而官缺之增设有限”,仕途很快拥滞不堪,“学生得官之后仍复置之闲散”, [ 3 ]就读新式学堂毕业后仍找不到合适的职位。人们一时的满足不久就被再次的困窘所代替,社会上又一次出现了一大批对社会不满、仕途失意的人群。

其次、许多青年出国留学后,目睹了中西文化巨大的差异,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国外接受了近代先进知识的熏陶,逐渐感悟到造成中国如此落后的祸端就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因此,出国留学就不再仅仅是当初所追求的功名利禄,而是逐渐发展成为救国图强。走向反清的道路便不可避免。当时许多读书人就是抱着“反清救国”的心态而自费出国的,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清王朝对他的臣民失去了往日的控制能力。”[ 4 ]清政府本欲通过遣送留学生、奖励游学达到培育新政人才,巩固皇权的目的,到头来却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王朝的掘墓人。

最后,走上参军入伍道路的读书人也同样如此。在科举制度废除前的1901年,清政府就宣布停罢武科,从而使行伍入仕更为便捷。那些丧失生计、又没钱出国留学、不能入新式学堂的读书人便纷纷选择入军营。如新军第九镇征兵时,“投笔从戎者相当踊跃”,许多革命党人和热血青年如赵声、熊成基、柏文蔚等都投奔而来,“名门寒俊相率从戎。”[ 5 ]但是,由于财政困难等多方面的原因,清政府最初设想的扩军计划根本难以实现。这样,僧多粥少,军中不仅升官无望,而且连军费开支也难以保障。大多数人指望参军入仕的幻想惨遭破灭,于是他们结成团体,成为社会革命的激进分子。

革命党人也趁机在军中进行宣传。这些受进步思想影响的新式军人,与腐朽的清王朝可谓格格不入。对于清政府来说,不啻于一股异己力量。因而清政府企图通过编练新军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只能是希望渺茫,适得其反。当然,这也是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事。

2 清政府实行的中央官制改革,名为打破满汉差别,实为巩固皇权,从而激化了本来就十分严重的满汉矛盾清末官制改革首先是从中央官制改革入手的。清政府根据奕劻等人的意见,仿效西方三权分立原则,采取或增或裁,或保留或合并的方法,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设置作了较大的调整。比如,将工部、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将户部与财政部合并为度支部;改刑部为法部,改兵部为陆军部等。此外,中央各部门的官员设置情况也较以前有所不同。

应该承认,清政府对中央官制进行的改革不失其进步性。改革前的中央各部门职权不清, “数人供一职,其半为冗员”,常常导致“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 6 ]官制改革后,不仅旧有政府中一些无关紧要的部门被裁撤了,而且各部门都精简冗员。这既有利于改变过去机构臃肿、内部涣散、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病,还节约了行政开支。从客观上讲,改定后的中央各部门、更为精简、更符合时代需要。它是清政府在西方强劲势力的冲击和国内各阶层的压力下所做出的积极反应。

然而从主观上分析,清政府力主改革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革除弊病,其真实用心在于巩固皇权、挽救濒临破产的统治,也可以说是为了王朝自救。另一方面,清政府名义上是要消除满汉畛域,实际上是要借机削夺汉族封疆大吏的势力。这一主体思想必然会渗透到改革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一些无关痛痒的部门取舍、或细枝末节的修补性措施,清政府会作拥护态;一旦改革触及到敏感部位,或关系到满族亲贵的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或推委或搪塞,甚至不惜采取欺骗手段,从而激化了本来就十分严重的满汉矛盾。新制定的中央官制处处反映了清政府扬满抑汉的意图。“皇族内阁”

出台后,清政府借厘定中央官制之机,行加强满人势力、巩固皇权之实的居心更是“路人皆知”了。

汉族地主们指望权利分配的天平能向自己倾斜些,因而热情响应变革,最后却换得满族亲贵“联翩而长权,汉人之势大绌”[ 7 ]这样一个令人心寒的结果。载泽当政后,满清亲贵更加肆无忌惮地狂揽大权。这种不平衡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汉族官僚的强烈不满,促使他们“由不满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 [ 8 ]从而加大他们与满清王朝的离心力。

如果说慈禧太后在位时,慑于她一贯的威望,这种矛盾会隐而不化的话,那么,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清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能够有效驾驭时局、协调纷争的能力,满清贵族包揽军政大权只能是暂时的表象而已。

矛盾的公开化、表面化只是时间问题了。因此,清政府进行的中央官制改革注定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权力角逐,由此而引发的满汉矛盾也将成为革命的催化剂。

3 清政府实行的地方官制改革打破了地方督抚专制独裁的局面,实际上是要集权于中央,因而遭到地方官吏的反对,扩大了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力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司法行政不分,地方官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 6 ]督抚作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身兼数职,权势更大。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令清政府十分头疼,到了清末则更为棘手。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督抚的权力迅速膨胀。相比之下,中央大权却日渐旁落,成为清廷的一大心病。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时,在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的领导下,南方和长江领域13个省竟成立“东南互保”,拒不执行清政府宣战的旨意,令清政府当局深感椎心之痛。这也刺激清政府痛下杀手锏,决心改革地方官制,集权于中央。

1907年,清政府颁布外官制,即地方官制。地方官制改革的宗旨是:“明权限,去隔阂,通朝野之情谊,去官吏之责成,期有合于立宪国行政机关之制。”[ 1 ]清政府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 1、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1907年9月,编制馆拟定出外省官制,对督抚的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以布政司专管民政,兼管农工商,以按察使专管司法上之行政,监督高等审判厅,另设一财政司,专管一省之财政,兼管交通事务。”目的是“以专责成而清权限。”[ 6 ] 2、对地方督抚进行频繁变更。从维护统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考虑,清政府以前一般对各省督抚实行的是久任制。改革地方官制时,鉴于地方督抚权倾势重,清政府采取频繁更调的方法,想借此减少地方督抚揽权的机会。如南方重镇江苏省的总督,“在三年之中竟更动四次,而巡抚也调了三任。”[ 9 ]这一时期动作最大的当属对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调任。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当时地方督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1907年7月,清政府将他们同时调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

这种明升暗降的伎俩,明眼人一看就清楚。

从表面看来,清政府将地方督抚的权限缩小了,还不显山不露水地解除了两个心腹大患,地方官制改革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集权于中央。实际上,清政府这种拙劣做法的结果只能扩大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导致在表面的平静下酝酿着更大的动荡。

清政府居心叵测,地方督抚当然心知肚明,肯定会进行必要的反对。以司法独立为例。地方官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过去司法行政混然不分的格局,使司法权脱离行政权,在各省、州、县相应地设立高级、中级和初级审判厅,作为地方审判机关。这样,案件的审理不再由臬司、督抚核转,行政官不能受理诉讼。这其实是清政府借机削夺地方督抚实权的一个举措。两湖总督的张之洞极为反感,他多次致电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反对裁撤知府及设立高等审判厅,认为这是照搬日本模式,不符合中国实情,并危言耸听,“不过数年,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倾危,无从补救,中国糜烂,利归渔人。是本意欲创立宪之善政,反以暗助革命之逆谋。”[ 10 ]张之洞的预言应验了。清政府的官制改革确实助长了革命的气焰。但并不是他所认为的,是司法独立导致的,而是源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清政府强制性地收权于中央,使地方督抚深感不信任。尤其是张之洞和袁世凯被裁抑,无疑起着“杀鸡给猴看”之功效,促使地方督抚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互通声气,进一步与清政府离心离德,使本来就十分严重的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更为激化了。

综上所述,清政府力图通过官制改革,达到集权于中央,巩固满清王朝统治的目的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增加了社会动荡因素,激化了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扩大了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力。再加上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有效协调各种矛盾的能力,所以它所进行的这种亡羊补牢式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并且为革命风暴的到来制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5292, 5580.

[2] 王木式. 严复集[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66.

[3] 潘懋元,刘海峰.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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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焦润明,苏晓轩. 晚清生活掠影[M ].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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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95.

[6] 沈桐生辑. 光绪政要 [M ].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2307, 2311, 2393.

[7] 朱 英. 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M ]. 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 279.

[8] 候宜杰.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559.

[9] 胡春惠. 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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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苑书义,等. 张之洞全集 [M ].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9576, 9577.

(资料来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6月)

1、借改革之名,行专权之实,激化了中央与地方,满汉矛盾

一是、战争直接破坏了中国部分地区的封建经济基础;

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延续其反动统治。为了加强统治集权,在1901-1905年的行政改革中,满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新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练兵处和财政处等5个中央机构,其目的是逐步将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的外交权、军事权和财政权收归中央。1906年开始仿行宪政,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不可。这就激化了中央和地方巡抚的矛盾,严重挫伤了巡抚对改革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对满清政府的离心力。

二是、战后巨额赔款,迫使清政府进行三次政治大借款,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列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

满清政府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为由,再次实施了削弱地方权力的举措,其目标不仅要收回督抚的权力,而且也要收回汉人的权力。在中央官制改革中,清廷借机打击排斥汉族官僚,如岑春煊的被罢免、张之洞明升暗降。在新设立的各部中,虽然规定满汉不分,实际上是满族亲贵占了绝大多数。满汉矛盾的激化加速了清政府新政的失败和政权的败亡。

三是、《马关条约》设厂的规定,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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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甲午战后列强继续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年输入量仍在逐年增加,中国人越来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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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象征着满清政府彻底陷入了一个内忧外患的处境。并且,随着民族危机的日渐加剧,中国社会亦陷入难以调和的内部矛盾之中。满清政府岌岌可危,爱新觉罗政权宛若风中残烛。至此,一再抵制新政的守旧派不得不转变态度,以慈禧为首的政治集团实行了改革。

这场改革史称:清末新政。

然而,守旧派虽然希望通过这种悬崖勒马的方式拯救危如累卵的政权,但是,中国社会已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再加上,清末新政中一系列不完善的政策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这场清末新政反倒加速了满清政权的瓦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这场新政走向了失败,这场失败又能带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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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改革本质的新政:虽然,清末新政打着“改革”的幌子,但是,慈禧太后的目的却是假借改革之名,维护持续千年的专权统治。众所周知,若无法改变满清政府“一言堂”的政治特点,所谓改革只是一纸空谈。

在上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中,满清朝廷将总理衙门划分为五个分管不同领域的中央机构,分别为商部、学部、巡警部、练兵处以及财政处。从表面上来看,这种体系改革似乎可以增强行政效率,实际上,慈禧设立这些部门的原因是希望回收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的财政、军事、外交权。

1906年,满清政府开始效仿世界先进国家进行立宪。不过,在立宪之初,满清统治者明确表示“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不可”。由此可见,清末新政中的立宪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满清政府的宪政体制,换汤不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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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两种因素的交织下,地方督抚逐渐对中央政权心生不满,双方矛盾日渐激化。地方督抚缺乏进行改革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对中央的向心力逐渐减弱。除此之外,统治集团实行的清末新政中还饱含民族偏见,其目标不只是从地方政府收回大部分行政权,同时,也要收回汉族官员的权力。

在朝廷的官制改革中,满族官僚在慈禧的默许下对汉族官僚进行了排斥和打压,包括张之洞、岑春煊在内的许多汉族官员都受到了差别对待,例如:岑春煊被贬官,张之洞明升暗降。虽然,在名义上满清政府仍维持着“满汉不分”的原则,实际上,在这场改革之后身居高位的大臣多为满清亲贵。

此后,满汉民族矛盾逐步激化,直至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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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改革时机的新政:虽然,自康乾之后,满清政权走上了下坡路,但是,历史却赋予满清统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延续政治生命的机会。可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改革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在忙于内部问题,或致力于土地的争夺、制度的完善。留给满清政府的时间非常充裕,若统治者能善用这次机会,朝廷完全有能力和时间主导中国社会的变革。

可惜的是,虽然朝廷制定了一系列立宪方案,统治者却为了维护集权统治设立了长达九年的预备期,使立宪无法在第一时间完成。主张立宪的改革派大臣提出参照西方国家召开国会,统治者只是成立了形式上的“皇族内阁”,而“皇权内阁”的职能却与此前的军机处并无不同。

最终,立宪被一再拖延,致使中国社会的改革失去了最佳时机,无法根治的社会矛盾最终成为摧毁满清政权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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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信用可言的新政:在“皇权内阁”设立之前,统治者先后多次拒绝了改革派大臣的要求,国会的召开时间被一再拖延,各地有识之士对国会的请愿活动也遭到了满清政府的打压。同时,满清统治者利用一切机会打着立宪的幌子巩固中央集权,最终,迫于压力成立的“皇权内阁”中充斥着黑幕。

久而久之,改革派看透了这场新政的本质,所有对中国社会改革的希望全部破灭,对中央政治的思想认识也产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最终,改革派失去了对满清政府的信心和信任,相继投身到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就这样,满清政府在守旧派的“信用透支”下,逐渐走上众叛亲离的绝路。

在清末新政的最后时刻,失去改革派支持的满清政府,在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捉襟见肘,反倒受到了改革派的强烈反对,致使改革以破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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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清末新政固然是慈禧集团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整顿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搞起来的,尽管是这样,清末新政改革,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新陈代谢的客观效果,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一点,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不能视而不见,一笔抹杀,更不应该视之为“假维新”、“伪变法”,而应谨重地分析。

参考资料: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清末新政失败原因解析》、《论清末国策转移的背景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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