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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的能指,层累造成

2019-10-01 08:23

北大文学革命派几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领导下从事国语统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动文学革命,在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

1921年的胡适开始以“科学的史家”自居了。7月他在某大学演讲,倡导“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本着这十字方针,他无须多少证据 就断言“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并笑那个“山东老学究弄伪”。听众断不会认为他在信口开河。读过《中国古 代哲学史》的,谁不记得封面印着“胡适博士着”,连德高望重的蔡校长在序中也敬赞“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

事后证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败是文化政治学上的一个象征事件,深深影响了此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此时若把自己说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从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说成反段派,就可一跃而为民主大英雄。因此,当胡适1922年2月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他对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谈,而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当成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间划出一道政治明暗线。

三年后疑古派兴起,胡适盛赞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名之为“剥皮主义”,“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并教训其论敌要有“历史的眼 光”,“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

胡适确提到了教育部,却将其处理成一个与段派势力毫无瓜葛的机构;另外,他不顾林纾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对段祺瑞极度反感,将他推向政府怀抱,组成反文学革命同盟,以这种方式,他绘出一幅政治正确的文学革命地图——其最大漏洞是,若无政府之力(整合全国教育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等),仅靠几个教授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被鄙视了一千年的‘俗话’何以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

按说这位“科学的史家”为自己参与的一个事件撰史时,会少一点主观性。与证据大多湮灭的古史不同,文学革命乃当代事件,文献档案犹存,甚至不劳他各处查找,去趟黎锦熙家就行了(他保存着文学革命几乎所有相关史料乃至胡适1916年秋从纽约寄出的一张明信片)。

用九十年回忆某一天,它就势必膨胀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想象体,耸立于现代入口处,以验证我们的现代身份——这种追求历史断裂的心理需要,创造了一个断裂。断裂的确发生了,但不是在1919年的5月4日,而在层累造成的历史写作中,在意义的不断添加中。

但他只求诸己。1922年2月6日日记:“开始做《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文。此文看似容易,其实不容易。平常收集的材料也不多。”但这不能阻止这位主张 “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的考据家即刻下笔,笔走如飞。他并非整天写作,还得上课、应酬等。3月1日进入第10节“文学革命的历史”写作,两天后完成,所用史 料均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卷《新青年》等。既然胡适的动机是把“文学革命的历史”写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历史,这些材料就够用了, 因为想象力可以弥补余下的一切。他先有了一个“理”,再以其文学革命史证明此“理”。此“理”见于1918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一种国语是教 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或者:“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他说这是“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所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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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研究过 欧洲各国国语史,只读过英国学者薛谢儿的《文艺复兴》,但读得草率,连“nationallanguage”都误解成了“国语”,所以他才说 但丁为意大利“造了国语”,而原书是说但丁以民族语写作提升了民族语的声望。其时意大利尚未有国,何来国语?彼得·伯克说:“意大利在1860年统一为一 个国家时,知道并使用托斯卡纳标准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5%。”意大利还有其他方言,且均有其“但丁”,而一种方言获得国语地位,非靠国家权力不可,此乃国家统一政治,而非“语言的自然进化”,对欧洲各国国语史研究有年的霍布斯鲍姆因此说“国家政权在其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亦强调“基本出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

长期与列强打交道并谙合纵连横术的李鸿章深知,弱国若想在列强环伺时尽量减少损失,就须巧妙利用列强间矛盾、其国际法及其标榜公正的政治虚荣,使之相互牵制,以便自己赢得时间增强国力。此时,一国之民的团结、努力和忍耐最为重要。

胡适先存了一个“理”,那 与之相背的有关“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大宗史料就可弃之不顾。当其《五十年》发表后,遂流行这种说法:“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这并非他初次为文学革命写史,1919年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就以其留美日记为材料写了“文学革命国外发生史”,并在1933年将其 扩写成《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而“文学革命的历史”则在1935年被他扩写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论。他还利用该集主编之权,将 非史料的《逼上梁山》列于该史料集首篇,说“其实后来许多革命理论的纲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了”,以建构文学革命的谱系。后来他将两文合为《中国新文学运动 小史》出版。

外交是各国利益博弈场,外交决策需深远的国际战略眼光及众多专门知识,非见识浅陋的普通国民所能窥其大略,因此,它对国民只能告以能够相告之事,以免外交决策受制于国民一时感情的冲动。

它讲述一件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之事:自1916年胡适在美国发动中国文学革命,一班文学革命者集于蔡元培治下的北 大,对文言发起攻击,其间虽受林纾等“守旧党”刁难,且守旧党与当权的安福系沆瀣一气,欲以武力压制文学革命,但革命还是“轻轻俏俏地成功了”,“白话一 跃而升格成为国语”。如此,胡适就把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写成了一种私人的言论行为,一场通过“公共领域”里的辩论而赢得的革命。

民国肇始,新登场的外交家多缺乏实际外交经验,且共和制下,外交成了各怀动机之人均可在报刊上随意发表见解以影响舆论的公众之事。这本可训练国民外交智慧,但与前清政出一门不同,民国政出多门。党争、南北分裂及地方不服从中央,使外交问题变成国内相互冲突的政治势力用来打击政治对手的材料,同时使相互冲突的外国势力得以利用中国内部的派系之争。国内国际政治如乱麻纠结在一起,国内冲突被国际化,国际冲突被国内化,而承担外交之责的执政势力就成为不必负其责的在野势力口诛笔伐的目标。

不可 能发生之事经由不断重复而变成“史实”,如唐德刚谈到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说“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 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 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并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这把胡适写成 了巫师。

且列强间勉强维持的制衡,随1914年欧战爆发及英法德一时无暇东顾而向专注于在亚洲扩张的日本、1917年从欧战抽身而出的俄国及迟至1917年才对德宣战的美国偏斜。日本侵占德控青岛,俄国向外蒙渗透,美国则力图限制日俄以便主导对华控制权。它们分别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派系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但唐德刚这番评价实际出自胡适。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着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 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前一句是事实,但不能逻辑地证明后一句。这些文学革命史写作的高 度相似性来自其同源性——同源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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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历史观有一弱点:迷信文章的力量,仿佛文章一出,天下就将改变颜色。其文学革命史也就相应成了“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内容摘编。这一点早见 于1912年他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工日,全球 革命时’,此两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不出一月,他读到一本私人日记,又将“第一大功臣”转赐他人:“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 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英雄朱芾煌也。”

段祺瑞总理是对德主战派,又是武力统一派。虽为皖系头目,皖系将领却不听其调遣,几无可用之兵。如能对德宣战,他就能获得正当名义和协约国借款,建立一支名曰参战军的听从自己号令的军队,以图武力统一全国。自然,其提案遭南方军-政势力、北洋其他派系及地方割据势力强烈反对,因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的段派还操控一支军队,别系别派就可能失去立足之本。1917年后的政治格局渐呈朝野各种势力联合倒段的态势。

这一弱点因其“好名”心理而加重。他发明了一种“欧 洲各国国语史”,然后照此将自己写成中国的但丁,但犹觉不足,还要把自己写成面对“枪杆子”而无惧色的英雄,于是就把“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 色”改为“反动角色”。这已是作伪了。他似乎有作伪之习,如冒充博士,冒充“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的后人。这种习惯会波及其历史写作。

段政府1916年6月上台,不久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本反对参战,但到京后态度迅速转向段氏。受蔡之聘并获政府任命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也随即在《新青年》上声援段,谓其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旧势力人物中,尚属最廉正者,并讥讽反北京政府的孙中山及因复辟被段赶走的康有为,失意之伟人,无论其事于人类之公理正义如何,于国家之利害关系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虽牺牲其向日之主张进取,主张正义,不畏强权之精神,亦所不惜;虽与国蠹张勋、倪嗣冲、王占元、张怀芝同一步调,亦所不羞。某有力家遂利此以为攘夺政权之机会,虎踞南服,舆论因以从之。他痛贬德国,忘了自己不久前对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极表敬佩。

奇怪的不是他作伪,而是其“伪史”一直被当信史供奉。五四之后,一切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抢得一点道德资源的政党及人物都必须与五四前后控制北京政府的那 个军人政客集团划清政治的和历史的界线。哪怕1919年底徐树铮以一旅之师收复了因沙俄策动而独立的外蒙的主权,也仍被各种动机的反对势力骂为 卖国贼,以致孙中山都为其鸣不平,誉之为“陈汤、班超、傅介子”,谓“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此宜举国懽忻鼓舞不已。然环视闾阎,颂声寂然不作。此无 他,内部之关系,过于边陲;心腹之忧患,重于枝末故也”。恐怕原因还在于这一奇功乃由安福系首领完成。同样,照革命史学的先定逻辑,北洋集团怎可能与其历 史意义竟使辛亥革命逊色的文学革命发生关系——除非是对立关系。

由于美日法俄敦促,北京政府遂于1917年8月宣告对德宣战。参战军组建了,交由徐树铮统领。但中国最终没派出参战军,只派了十几万民工前往欧洲当苦力。由于欧战很快结束,参战军更名边防军,在国内反段势力和国外反俄势力双重压力下,调往西北巩固边防,而徐树铮则变成经略西北及蒙疆的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更强大的直奉两系军队反倒源源不断向北京方向开来。

对胡适文学革命史最早提出质疑的却是1923年的陈独秀,那时他已习惯从“经济史观”看待历史事件成败,自然对个人意志论不满,遂致信胡适:“常有人 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 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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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听章士钊的崇论宏议的大有人在,尤其是 在江南地区,而比起北方来,江南更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顺利,南方则不同:“南方各省,因为 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 地文学革命军采取暴力行动。1925年底,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教员在无锡召开大会,代表们把四处搜罗来的文言教科书堆于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付之一炬,并宣 读宣言,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之举,“国家对小学教学国语既十分提倡,我们尊重国家法令,小学校就不应当再教文言”。白话文的局面是这样“干”成的。

《新青年》同时鼓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与对德宣战。政府虽对新文化的一些过激学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保持警惕,但文学革命和对德宣战却与政府口径一致。北大文学革命派几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领导下从事国语统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动文学革命,在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

陈独秀本想以经济史填充胡适文学革命史的空洞,但“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或能解释文言的衰落和“通俗语文”的流行,却无法解释——如在江南地区——这种 通俗语文为何非得是被江南人贬为“老妈子的话”的北方官话,而非南方官话或其他本地方言,即不能解释白话与一大帮竞争者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条件与白话 文局面大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为中央政府整合全国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使其有可能以强制方式向全国推行白话文。

至于新文化,政府当然不会一味拒绝。新文化本身是一个非同质物,谁都可从其中找到合意的货色。但对一般青年来说,其激进方面最有吸引力,而为激发青年变革热情,新文化派刻意将中国文化描黑,而欧西则被神话成光明、人道、正义的天使,并把威尔逊为说服中国参战祭出的公理战胜强权说辞当成证据。考虑到中国七十多年来所受屈辱、不公正和灾难大多来自欧西,这种言论就太过天真。对在襁褓中就被列强的炮声惊吓的一代人来说,患上这种历史遗忘症的确令人惊讶。所谓意识的操纵,于此可征。

胡适当时未答复陈独秀。1932年后,两人境遇发生巨大变化:胡适已转向南京政府,而陈独秀则因散布包括“经济史观”在内的“危险思想”而被囚于南京监 狱。胡适写道:“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到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 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然后,他将“胡适之陈 独秀一班人”的功劳分了一点给“革命的先烈”:“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 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到1957年,他又剥夺了“革命的先烈”的功劳,指责国民党因秉持“革命的先烈”的民族主义,“虽然执 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既然他说从晚清政 府中经民国北京政府一直到民国南京政府的历届中国政府都阻扰白话文运动,那就强化了白话文运动的非官方色彩。

清末维新派通常不从道德上美化其效法的对象。在其看来,欧西各国乃一群到他人领地肆意劫掠的狼,中国为自保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变成狼。但他们眼中的一群狼在新文化派那里却成了一群鸽子,翱翔在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陈独秀1917年2月写下这个句子时,这群鸽子正在以大工业制造的兵器相互屠杀。

但胡适对“革命的先烈”的指控是有根据的: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然不能听任中华以“胡言胡语”为国语。据革命头号语言学家章太炎研究,“华夏正 音”留存于南方,尤其是长江一线。同样的语言政治学考虑使太平天国也曾对满清试图以北方官话为中国“正音”发布檄文称:“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 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实际上,“革命的先烈”谋求恢复华夏主权的政治复国主义与其欲使北方在文化上“南方化”的文化复国主义有着深刻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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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对“国语”的争夺,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 治控制。”孔飞力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但1917年后的胡适认为北方蛮族才代表新文化,他自然不 认同南方的“文化复国主义”,其《国语文学史》说:“从文学史上看起来,文学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南方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是“旧文学的中 心”,“北方就不同了”,北方被众多强悍的外来民族征服,“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 民族,旧文学更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

1918年11月11日后两个月,是段派和新文化派最风光的时候。欧战结束,中国忝列战胜国,激发了国民的爱国之情,且极大提高了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和段派的身价。这不是反北京政府或反段的南北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所乐见的,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合法性。此外,蔡元培和陈独秀像段氏一样有理由将这一外交胜利当做个人的胜利,因为这证明当初他们主张参战是对的,而欧战胜利对新文化派之世界大同主义也是有力支持。

如果说满清在其统 治的前二百多年在南方文化前抬不起头,那当时来运转时,它怎会违背自身利益而压制白话文运动,拒绝将自己势力中心所在的北方的官话升格为国语,以之统一南 方,使南方“北方化”?太平天国之时,南京的几次屠城使本来作为帝国官话的南方官话的地理中心受到重创,而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官话则取而代之。这为清政 府的“国语统一”创造了条件。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道明“国语统一”的政治动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 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他建议以北京话为统一之具。清政府遂启动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音和语文的行政进程。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称“各国言 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 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直解》乃纯白话。

在北京的胜利庆典中,段氏所到之处受到北京各界、尤其是学界的痴迷的欢呼。北大教授们在街头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高呼公理战胜了强权。蔡元培甚至天真地说: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大学生欢庆队伍涌向美使馆,一路狂呼威尔逊总统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

清政府甚至 动用经济手段刺激白话文运动。1908年《大清报律》和1910年《钦定报律》均规定白话报“免缴保押费”,而文言报则须缴纳这笔不菲的费用。白话报大 兴,连时在上海读中学的胡适也编了一份白话报。1911年7月,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首次在政府文件中称北方官话为“国 语”,并规定统一的组织方法和实行步骤。但清政府还来不及执行这项计划,就因辛亥革命而垮台,而其“国 语统一”政策则为民国北京政府所继承且明载于1918年教育部令:“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这种视美国为正义天使和公理卫士而非为本国谋私利者的倾向,典型体现于南京一个欢庆场面:由于找不到一个像美公使那样的大人物,美传教士司徒雷登(次年被教会任命为燕大校长)就被请上官轿,两边卫兵相随,前有军乐队开道,过街走巷。受宠若惊的司徒雷登在轿子上看到街两旁欢呼的人群和张贴的赞美威尔逊的标语,给国内教会写信,说他看到中国人终于懂得了这场战争的道德意义,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扫清了场地,而威尔逊在这里被尊为仅次于孔子和圣王的人。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盛赞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讲,都是正大光明,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不久,他又比较了东京和天津的大学生欢庆胜利的提灯会的不同风格,说日本青年反对武人政治,中国青年却崇拜忠、孝、节、义时代的武人。现在两国的青年思想如此不同,将来的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信口开河的句子充满《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

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迟滞了这一计划,因南方派在教育部和北大占了大半江山。1912年教育部召开旨在议定“国音”的读音统一会变成“南北之战”,双 方代表甚至动了拳脚,南方派获得短暂胜利。为统一全国,袁世凯着手清除政府里的南方派。南方派的削弱为文学革命创造了条件。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段 祺瑞政府上台,而被袁世凯软禁三年的章太炎则离京南去,给文化领导权的博弈带来了力量变化:一度侵入到文化权力核心地带并与那里的北方派形成均势的南方派 遭遇溃败,使南方派建立南方语言-文化的统治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留在北京的章门弟子大多变成北方派,强化 了北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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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段政府执意以北方统一南方,在国语统一上就势必采取“北方化”政策,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 北”的国语统一计划构成一种内在关联。无论徐树铮如何钟情古文,也不会因个人美学趣味损害北方政治集团的利益。1916年他为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聘主 笔时,聘的是“白话道人”林白水,且该报辟有白话专栏。

从1919年初开始,巴黎陆续传来不妙的消息。时在巴黎的张奚若读到几期《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后,警告胡适: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至于世界以后果能太平与否,全视此次和平条约之性质如何,the League of Nations之组织如何,及以后各国政府对于此League of Nations有无诚意维持。以将来大势测之,似将和平;以目下事实言之,则不敢也。《新青年》等报谓世界将永久和平,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

1916年8月,以教育部主要官员牵头,在北京成立国语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 黎锦熙回忆说,他们“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他们自 6月起就在报上鼓吹,得到各地众多回应,于是有8月国语研究会的成立,并发表《征求会员书》称:“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这比《新青年》诸人高出一筹,但将公理置诸俄美之手,则同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俄新政府1917年底到1920年4月三次声明将归还沙俄掠取的中国领土,只是缓兵之计,它处于内战中,边境空虚,以美好句子拉拢中国只为分裂日美中联军(时中国军队正参与日美在双城子和海参崴的对俄军事行动),以保俄境无虞,而其一旦解决内乱,就立即染指中国西北、外蒙和东北。但俄新政府的声明却在中国新派人物那里激起对苏俄的热情,说它最无私,与西方帝国主义判若霄壤。此外,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提出的以民族边界重划欧洲国界,也只为再度搞乱欧洲,以利美国崛起,所以他同时警告美国人不得因民族问题闹分裂,其司法部长则大肆搜捕无政府主义者和赤色分子,严厉程度非北京政府可比。

胡适后来为抢夺“发难者”地位,不惜将中国文学革命的发生从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南北势力的博弈——中抽离出来,置于“国外”,是“‘偶然’在国外发 难”然后经由其《文学改良刍议》输入国内的。但“国外”的小讨论只是清末以来国内一直展开的大讨论的回响。1916年夏秋,一直是国内来的报纸的贪婪读者 的胡适肯定已读到教育部一班人鼓吹“必用白话文体”的文章及《征求会员书》,证据是这年秋天他从纽约向北京的国语研究会寄出了一张申请入会的明信片,而其 《文学改良刍议》也写于此时。

但《新青年》的言论提高了大学生对欧西公理的期待,没认识到国际关系的实质。作为弱国,中国只是列强重新分配利益的一个筹码。尽管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尽力阻止列强把青岛转给日本,但英法意(及后来的美国,它试图以日牵制俄)则驳回中国的正当诉求。到2月初,陈独秀也意识到他鼓吹的公理战胜强权掩盖了列强的本质:协约国攻击德国的旗帜,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力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我们希望这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别让主张强权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几天后,他更不安地问:公理何在?法兰西的理想家到哪里去了?

国语研究会成立次月,蔡元培就接到教育部聘其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文,上任次月,又推举为国语研究会会长。 教育部把“国语统一”列为“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自然会以此考虑北大校长人选。蔡元培立即为北大征召了一支摇唇鼓舌的文 学革命军,以策应政府的文学革命。在政府统一部署下,一支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县乡学校的文学革命大军已然形成(其骨干由教育部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 通俗教育会、教育会联合会、国语研习班等机构及其在各省区的分支组成),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反对者因缺少一个可凝聚全国反对力量并拥有行政权力的机构而形 同散沙,其失败是肯定的。对此,林纾早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公开信中就有暗示:“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与拿着官俸、频繁出入教 育部的北大文学革命派不同,其反对者要么疏远于这个政府,要么与南方势力关系密切。1916年6月当段祺 瑞登门聘林纾为政府顾问时,遭到拒绝,林氏后来说:“若段氏者,罪浮于袁贼,直首乱之人。”他在致蔡元培公开信中也强调两人效忠对象不同:“今公为民国宣 力,弟仍清室举人。”他没料到,在胡适的文学革命史中,他反倒成了与民国政府勾结的人,这倒令这位忠心耿耿的清处士无语了。

5月初,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而从希望之巅——新文化派塑造的欧西正义神话——像自由落体一样坠入失望的北京学生则决定上街游行,本意不是反政府,而是呈递说帖哀请英法美三国相助,所以游行预定路线不是从天安门到总统府,而是到东交民巷。这显然在配合政府外交,也因此获得政府容忍。仅仅几个月前,他们还在东交民巷向心中的正义诸神表达过狂热崇拜,如今才发现东交民巷原来一直由外国士兵把守。这激起他们一度为世界大同主义淹没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为遭到新文化运动蔑弃的中国文化的回归铺垫了心理基础,几年后,连当初喜欢在行文中夹带外文并主张废除汉语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竟发誓从此对同胞不说外国话,看见北京街头的西语招牌,就说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并说吸取外国的文明只为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南方政权最终也是靠民族主义才赢得召唤力,通过北伐完成了短暂的统一。五四事件起于对欧西的大失望,人们冷静下来方知,在国家四分五裂、远未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时,民主(如胡适、李剑龙联省自治、中央与地方分权等主张,这是割据诸侯最爱听的调调)只会强化离心力。在1920年前后高唱民主的人们在30年代开始起劲谈论专制。此时,北京政府的历史罪过只在其无力统一国家。

安福系1919年五四之后为千夫所指。党争造成的舆论声势变成一种道德压力,使与之有过瓜葛的人或保持沉默,或以比谁都激烈的口吻谴责它,而指控他人与 安福系有染更是毁人名节的捷径。当时上海的报纸就说胡适两位弟子为安福系收买,胡适驳道:“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其时 他本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正供职于“安福系的走狗”傅岳棻手下,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兼差。

6

因安福系力保,傅岳棻得以在1919年 6月后执掌教育部,而他在北京高校“驱傅风潮”中仍能保住此位,也全靠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庇护。在安福系陷入四面楚歌的 1920年1月,他以一种争分夺秒的劲头一连签署几道命令,将全国小学的文言一律改为白话。这标志着自国语研究会成立以来北京政府启动的文学革命获得成 功。7月,段祺瑞辞职,安福系被查缉,傅岳棻也随即被新政府解职,但他所签命令却为新政府所执行,其当政者亦为北方势力。

学生递交了说帖,按原计划该返回天安门,但部分学生——大多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社团背景,与俄国势力有关系——激烈主张找亲日官员算账,于是发生火烧赵家楼和痛殴章宗祥的暴力事件。就在大学生向英公使馆递交说帖希其帮助中国时,英势力已渗透到西藏,遂有与中国划界之议,试图使纵横数千里地,一朝而弃其主权,始虽废为瓯脱,终必被人占领,但五四运动却没发展成反英运动。

命令甫下, 胡适就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并为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专制措施辩护,说“现在有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 卤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的一桩大改革”,乃错谬之论。其实他本人也不主张“专制的手段”,1918年5月他在答复盛兆熊建议他们利用在北大的权 势一律改北大入学考卷为白话时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实行文学改良”。他是被激进 得近乎鲁莽的政府带着往前走的。

五四事件迅速传遍全国。反北京政府的势力及政府内部的反段势力立即大力声援,这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和康有为,而美使馆及来华讲学的杜威也对这一反日运动推波助澜。本来5月7日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后,运动就该告一段落,但各种国际-国内政治势力想使运动继高增长,最大程度削弱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或搞垮段派。大学生成了校内外各政治势力争相利用的对象,而这些势力背后又往往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上海警署的探子在7月的一次搜查中捕获无政府共产党成员一名,邮局检查员则检获与该党有关之北京大学学生凌霜、克水等原函数件。

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连在北大一校之内改入学考卷为白话这等小事都做不到,又藉何种神秘法力在全 国“闹出”白话文的局面?没有北京政府的发动、动员、领导、组织、立法和强制执行,文学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要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至少就得整合国民 教育体系,而只有中央政府才拥有这种行政资源。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令不出都”,唯独在教育领域基本做到令行禁止。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 事”,实际将其历史意义置于辛亥革命之上。这颇有见地。但其意义越大,他就越不想将其归功于这个政府,于是将这场革命的几个参与者升格为领导者,而把真正 的领导者套上“反革命”戏装以便到他的文学革命史中跑一回龙套。

五四运动在7月渐渐平息,但政争却更激烈地继续进行。攻击段祺瑞、徐树铮及其安福俱乐部的小册子迭出,风行于世。自1918年成立,该俱乐部一直控制北京政府内阁人选,使别派别系难以插足北京政府。

当胡适文学革命史使文学革命真相沉沦时,黎锦熙试图抢救它。1927年文化书社将胡适讲义《国语文学史》付印,黎为其作序,说1920年是“四千年来历 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国政府竟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第一件,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着为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这 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一次。第二件,教育 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这也和历代功令规定取士文体的旨趣大不相同,这是把那从二千一百年前汉武、公孙弘辈直到现 在的‘文体复古’的政策打倒,而实行‘文学革命’的,二千一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文体从不敢有这样彻底的改革,从不敢把语文分歧的两条道路合并为一。”

1919年11月徐树铮带兵前往外蒙,收回一度在俄控制下自治的外蒙主权。这为北京政府和段派增添了荣光。在次月徐树铮返回北京述职并再度赴蒙之际,段祺瑞率百名军官在保和殿开欢送会。徐树铮在普通国民——而非他的政敌——眼中成了民族英雄。但徐的名声鹊起,使其政敌担心其势力日渐壮大而处处设限,使边防军军饷和军械得不到保证,外蒙遂再度空虚,苏俄势力不久趁势侵入。若徐是卖国贼,那向英美俄表达敬意的又是什么人?

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却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语文基础。但胡适对他人私印其讲义不满——实是对黎序不满,它提供的文学革命史足以颠 覆他的文学革命史。次年他出版《国语文学史》的修改版《白话文学史》,去掉黎序,添写“引子”,再次将文学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

由于各种势力联合倒段,到1920年夏,段处境孤立,而徐也岌岌可危,遂调边防军前来救驾,但直系吴佩孚早在京畿布以重兵,只几天就将边防军消灭殆尽。段迅速辞职,归位的靳云鹏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对徐树铮发出通缉令。就在安福系摇摇欲坠的1920年1-4月间,受安福系庇护的代理教育总长傅岳棻一连颁布几道命令,改全国国民学校的文言为白话。这标志文学革命在制度上获得成功。这一命令,胡适1920年4月说,将中国的教育改革至少提前了二十年。

到1932年,胡适文学革命史已成他人书写文学革命史所据的“史实”。这一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决定整理国语运动史料,并委托黎锦熙撰写国语运动史。两 年后,《国语运动史纲》问世了,其中评价1916-1920文学革命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按:此指 广义的:大凡民八以后所谓国语运动,都是广义的,连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都在一起)”,它“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单靠政府的力量, 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7

黎锦熙受廿五史不以一朝一代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传统影响太深,跟不上1919年后兴起并在1928年后强化的以一党一派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写作路 数,居然重申为胡适文学革命史所割断的北大与北京政府的文学革命同盟关系。不久,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以群体的叙述再次确认胡适建构的文学革命 的谱系,而黎锦熙的申述遂成为真实的文学革命史的最后声音并且迅即被淹没了。

段派的失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更是道德大溃败。尽管同样时刻觊觎权力的竞争对手们的道德与之不相上下,但它们利用了形势,将一场政争变成针对段派的全国道德大审判。事后证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败是文化政治学上的一个象征事件,深深影响了此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此时若把自己说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从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说成反段派,就可一跃而为民主大英雄。因此,当胡适1922年2月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他对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谈,而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当成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间划出一道政治明暗线。

他确提到了教育部,却将其处理成一个与段派势力毫无瓜葛的机构;另外,他不顾林纾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对段祺瑞极度反感,将他推向政府怀抱,组成反文学革命同盟,以这种方式,他绘出一幅政治正确的文学革命地图——其最大漏洞是,若无政府之力(整合全国教育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等),仅靠几个教授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被鄙视了一千年的‘俗话’何以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但随着胡适《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的发表,当初的北大文学革命派宁可相信这是真的。到1923年12月,当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尽管不同意胡适的唯意志史观,却写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

1935年,胡适再次为文学革命写史,删去陈独秀那句常有人说,使有主观色彩的间接引语变成事实陈述句: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从1920年4月胡适的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到1923年12月陈独秀的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再到1935年胡适的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文学革命成功的事实没变,其中心人物却被替换,由北京政府变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不惟如此,这种历史虚构还把北京政府奇特地写成文学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尽管无法出示证据。

8

自胡适1932年转向南京政府后,他忘了自己三年前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严批南京政府剥夺了国民在北京政府时期享有的言论自由(段祺瑞1916年上台后即废除袁世凯的报刊检查制度,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制度条件):这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判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1935年胡适已是南京政府的红人,常赴南京拜会蒋某,却为避嫌不去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因危险言论于三年前入狱的老友陈独秀。伤心的陈发誓要与之恩断义绝,胡这才在教育部长段锡朋(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念师生情一直颇照顾狱中的陈独秀)陪同下光顾监舍。

这年5月4日,胡适发表《纪念五四》,把1917到1919年的北大说成漂浮在中国北方黑暗之海的一座光明孤岛,仿佛在1935年北大教授可在报刊和大街上自由宣讲无政府主义和Bolsheviki的胜利,大学生可随时啸聚于政府大楼,冲动时殴击政府官员,且一般还能免于法律追究:

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但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

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

《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锏,来制服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中有云: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是反激荆生的话,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在南京政府书刊检查官看来,这段文字太妙了,尤其是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一句。可惊异的是,如今的文学革命史依旧是这段妙文的放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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